21世纪初的中国，买车和买房成为城市新兴中产阶级消费欲望的核心。而什么样的车，什么样的房，不但牵涉市场范围的界定，更是塑造品味和区分阶级的大工程。一种思考的基调是，高增长的中国将沿着（幻想中的）美国的道路前进，中产阶级生活的内容风格色彩气味都将有一番现代化的变革。2002年北京，一汽的奥迪新款车型，地产商在郊区通州推出的“康城”Town House，同时请了崔健作宣传。中国人向来喜欢城市中心的便捷。“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套房”其实包含了素朴而精确的房地产思维——区位的价值远大干建筑物本身！要说服消费者把目光转向郊区，自然需要先做一套文章，描摹一幅崭新而动人的生活图像。这个“新”生活不但充满了town house等没有中文翻译的商品名称，还要动用崔健这个革命标签。的确，制造和消费新商品都需要勇气。在这个尚未成型的新兴市场，地产商和广告人都在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然而，标榜城市风格的《新周刊》则登载了“暧昧的郊区”一文，嗟叹中产阶级的郊区其实尚未打造成功。原本以为“郊区化”意味着花园洋房，汽车代步，但在郊区基础设施落后，发展定位不明确的情况下，置业郊区倒成了与“城郊结合部”流动人口和贫民窟为邻的尴尬局面。为什么“郊区化”是美好的许诺，“城郊结合部”却是难解的陈疴？郊区暧昧在哪里？是产品不如好莱坞电影提供的商品目录，还是在楼市泡沫阴影下不确定的房地产价值？

　　郊区化最简单的定义是，城市人口向郊区分散化的过程。至于为什么要分散、分散的形式、社会效应和文化意涵，则在不同的经济政治脉络里有不同的内容。回到历史的争议中，这个分散化的过程，始终联系着对城市和郊区两种生活方式的想像和实践，探索和妥协。城市代表了文明、就业机会、生活设施的便利和人群集聚带来的丰富活动——例如，阿城说，他沮丧时就去闹市张望美女。但如此的市声喧哗也伴随着拥挤、噪音、环境污染和交通堵塞。而郊区，代表了人们对已然失去的田园生活的向往——比较新鲜的空气，比较多的绿意，比较宽广的生活空间。英美的郊区化，起源于远离城市病的一个逃逸过程。这个郊区大逃亡能否成功，关系着城市规划理论家的种种梦想和辩论，也牵涉国家政策的干预，以及实践过程中各种利益的冲突交锋。世界上不存在一个自然的、人类普同的城市发展规律。郊区化从来是一个政治的过程。

　　扭曲的花园城市

　　国内的郊区地产项目在宣传中常常用到一个源自英国的概念：“花园城市”（garden city）。这个概念的倡导者霍华德（Ebnezer Howard，1850—1928）的确是英美规划思想家中最具影响力的一位。他的著作《明日的花园城市》（Garden Cities of Tomorrow，1898），至今被不断地引用或误用。“花园城市”的提出是19世纪乌托邦人道主义者对当时城市问题的一种解答，以新市镇的方式把拥挤的城市人口和就业向郊区迁移，使工作和生活都能在健康的环境中进行。这里得先补充一下那个时代的城市背景。工业革命后，工厂和劳动力的快速聚集造就了现代的工业城市。然而，这些城市的工业生产环境恶劣，人口密集，没有干净的饮水和排污设施。工人们栖身于拥挤脏乱的居住环境，造成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直接的威胁包括火灾、霍乱的蔓延，以及极高的儿童夭折率。例如，19世纪40年代的曼彻斯特在全世界是非常先进的工业城市，但其市民的平均寿命仅为24岁。为了解决城市的危机，才产生了现代关于城市规划和建筑管理的各种规章制度。例如，制定有关通风、采光、防火和公共安全的住房施行细则，规划和建设下水道与公共厕所等基础设施，提供廉价的工人住宅等等。经过四五十年的城市与社会改革，工人的平均收入提高，医疗状况有所改善，各类建筑法规也逐步实施生效。然而，直到1890年，曼彻斯特的平均寿命才提高到了29岁。工业城市的景象并不美丽，它充满小说家笔下的黑暗和悲惨。

　　面对恶劣的城市问题，19世纪一些慈善实业家开始在空旷的乡间兴建工厂以及相应的工人社区。追随欧文（Robert Owen）在苏格兰的著名实验社区（1800～1810），19世纪末建立的许多公司镇（company town）成就了不少资本家传奇，包括英国伯明翰郊外由巧克力制造商卡德伯里（George Cadbury）建造的伯恩村（Bournville）；化学药品巨子利弗（William Hesketh Lever）所建的阳光港（Port Sunlight）。在美国，好时巧克力（Hershey）的老板米尔顿·赫尔希（Milton Hershey）从1905年开始在宾州乡间创造集工厂、社区、学校、休闲和旅游设施为一体的梦幻国度。这个以巧克力、可可为街道命名，号称地球上“最甜美的地方”（“the sweetest place on Earth”），至今仍是一个有活力的社区。但如同规划理论家霍尔（Peter Hall）指出的，其实这些实业家的动机也不尽然全是慈善的，在便宜的乡村土地上建工厂有许多好处。兴建住宅和生活设施的投资也可以从租金收入得到回报，实际上是扩大了资本家的资产。

　　霍华德提倡的花园城市不只是建立单个的公司镇，而是有计划的将产业和人口由城市中心区迁到郊外，在郊外的工厂外围建立3万人左右的新市镇。为了达到疏散的效果，新镇特意设在旧城的通勤区之外，并且由大片的绿带所环绕。这种花园城市是能同时提供就业、居住和各种公共生活的自给自足的小市镇， 市民能在步行的距离上班。但它也并不是孤立的，而是通过便捷的交通，与其他新市镇共同形成一个多核心的城镇综合区，霍华德称之为社会市（the Social City），总人口可达25万。霍华德提出的规划详尽而现实，他本人曾经在两个地方建造花园城市，后因财务困难而中断。但霍华德却不乏追随者，他的忠实信徒在1900年到1940年期间曾经努力地从事新市镇的建造。然而，早在20世纪初，花园城市就被建成了花园郊区（如Hampstead Garden Suburb，1905—1909）。它们是随着新地铁路线开辟出的居住社区，居民仍到中心城市上班。而这开始成为一种郊区化的典型，也就是居住分散到了在郊区的新市镇，而就业仍集中在城市中心。换句话说，在住宅郊区化形成的同时，难度较大的、集产业和生活一体的郊区化模式被过早地放弃了。

　　城市蔓延

　　在各种意图疏散大城市的实验进行的同时，大城市本身正以惊人的速度成长和扩张。交通工具的变革使得工作和居住地点的分离成为可能。19世纪中叶开始，以公共运输带动的城市蔓延开始冲击各个工业城市。例如，伦敦的都市规模随着不同历史阶段的运输工具而呈辐射状地向郊区扩散。1850年以前，伦敦的发展限于步行距离内（半径4．8公里）。1850年—1914年间，通勤火车（早期是蒸汽火车）开始带动市区的扩展。两次大战之间（1914～1939），市郊成长和扩散的过程进一步加速。为了解决工人的住房问题，许多地方政府在距市中心6到10公里的郊区兴建廉租房，并以便捷的公共交通系统和市中心相连。同时，在住房抵押贷款的支持下，越来越多的工人开始买得起市郊的房子。另一方面，交通设施的进步扩大了通勤范围。电力火车较蒸汽火车更有效率，更容易加速和减速，因此可以有比较多的停靠站。电力火车、地铁和巴土的发展把伦敦塑造成一个半径20—25公里的圆形城市，比从前扩大了4倍到5倍。但这时期伦敦只有1／10的家庭有自用车，因此，可以说是一个公共交通所驱动的城市扩张阶段。

　　快速扩张的城市成为人类聚居的一种新空间形式，也成为二次大战后各国政府在制定区域和空间政策时关心的焦点。20世纪50年代无论左翼和右翼政权都认为“城市太大不是好事”（毛泽东的说法）。社会主义的苏联和中国都定下了抑制大城市发展的政策，力图在实现工业化的同时避免城市病的负面效果。而在英国，影响战后规划体制和区域政策最为深远的“巴劳报告”经过反复论证，也下了个“大都会集中的缺点大于优点”的结论。大城市因此成为整治的对象。为了控制都会区的成长，建造花园城市、新市镇或卫星城就成为必要的政策。英国在1946年通过新市镇法（The New Town Act），1952年进一步通过新市镇开发法（Town Development Act）。在这两个法案推动下，将都会区人口有计划地迁往新社区。1946年到1950年之间完工的新屋，有4／5是由地方政府和新镇所建造的，解决了战后英国住房建设一大半的问题。在20世纪60～70年代，英、法、苏联以及日本都热衷在大都市周围建造卫星城镇，作为疏散中心城市产业和人口的后方基地。但是，霍华德所鼓吹的独立自主的小社区的理想却从未实现。交通设施的进步和汽车的普及化改变了人们的移动能力和模式。随着个人流动性的增强，对工作和居住地点的选择得以更为多样化。结果，在新镇或卫星城的建立过程中，就业机会的分散始终不及居住的分散，而道路建设的速度又不及私人汽车增长的速度，如此延伸的是通勤距离的拉长，城市向郊区无边无际地蔓延。低密度的郊区化发展鲸吞蚕食了都会区周边的青山绿水，以及肥沃的农田——想像一下今日江南的陷落可以作为对比。交通规划和生态环境成为新的问题。

　　美国的郊区化政治

　　国内对郊区化的想像主要还是来自美国。美国的郊区化一方面是国家振兴经济的一步棋，推动着房地产、高速公路和汽车工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在意识形态上，它是美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将私有财产观念落实到私有住房，勾勒出独门独院、有房有车的理想生活方式。然而，美国郊区化的过程其实始终牵引着种族政治。二次大战后的美国以汽车工业和房地产作为经济增长点。增加住房建设不单在解决就业问题，更在鼓励从战场回乡的战士置业安家，起到稳定社会的效果。另一方面，批量制造的汽车必须有消费者，而且必须有路可跑。而此时，美国在大规模工业化过程中，各大城市黑人的比例快速攀升——不要忘了南北战争后黑人农奴向工业城市迁移及无产阶级化的历史。白人们开始有逃离城市中心区的念头，期望在郊区找到更好的生活环境。各种主客观的社会经济因素共同构筑了一套郊区化的发展模式。政府普建高速公路，并且补贴银行提供长期低利的住房贷款，为中产阶级的郊区梦建立了稳定的基础。长此以往，在市中心上班，在郊区安家落户，造一座有草坪、庭院、车库的独户住宅（single-family housing），每天开车上班，成了中产阶级白人典型的生活方式。

　　郊区化伴随的是城市的边界不断扩张。低密度独栋住宅的连绵开发使得城市摊大饼似的向周围蔓延，近郊盖满了就向远郊延伸。与此同时，由于有置产能力的中产阶级都跑了，城市中心区就进一步的破败。到了1980年，在美国所有中心城市中，黑人占了总人口的22％，而在这些城市的郊区，黑人只占5％。在特大工业城市中，黑人的比例往往更高。如芝加哥为40％，底特律63％。因此，所谓的郊区化其实是白人的郊区化，是中产阶级白人为了逃离“被黑人占领了的城市”而向郊区进行的大迁徙。而城市蔓延的结果是，对于新购屋的小中产阶级的白人年轻夫妇而言，他们的所得水平将只能支付远在300公里之外的区位。

　　经历数十年的发展，随着城市中心区的衰颓和中产阶级对郊区生活习惯与偏好的定型，郊区化已经成为美国城市空间发展的主流。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房地产市场力量的驱动下，公寓式住宅（condominium）与出租住宅也开始在城郊出现，进一步改变了郊区的空间形式与社会结构。今天，郊区已经不只是城区的附属，也不仅仅作为城市中心“卧室”的角色存在。郊区提供了70％的新工作机会，城市中心区则只提供了30％。郊区吃掉了城区。低密度和分散的办公、生活空间连绵不断地在都会区周围扩张，“城市的蔓延”（urban sprawl）成为城市化的主要形式。

　　多年来美国各界对郊区化有各种各样的反省。首先，低密度的城市蔓延其实是对土地低效的利用。反城市的、向往自然的郊区化过程却正是违反环保原则的。它不但造成土地资源和各种基础设施的浪费，增加了通勤成本和空气污染，也造成郊区绿化带和自然景观的快速流失。近几年来，环保观念已经成为富裕社会里中产阶级价值观的一部分。在一份问卷调查中，城市蔓延已经超越治安和教育，成为美国人最关心的议题。许多地区因此开始有了反对增长的声浪。反对城市摊大饼的扩张应该是好事，但环保大旗其实也联系着中产阶级的自利心态——维护好环境，才能维护好生活品质，以及房地产的价值。反增长意味住房供应的减少，不利于解决中低收入和新移民的住房需求。终究，城市的发展对带动地方经济，解决大多数人就业和居住问题是必要的，美国的规划和建筑界因此开始探讨如何让城市以比较符合环保的原则“聪明增长”（smart growth）。如西海岸的波特兰（Portland）就制定了比较严格的控制政策，以建立绿化隔离带和禁建等手段扼止城市无序的蔓延。而作为房屋供应商联盟的全国住房开发协会（NAHB），也公布了他们支持“聪明增长”的声明，呼吁改革单一功能的土地分区规划（zoning）制度，转向比较有弹性的、功能混合的土地开发；提高住房兴建的密度，舍独门独院的单栋住宅而取复合式的公寓住宅集群；在同一开发项目中推出多种价位的户型，促成不同收入家庭的混居，而非区隔；重新正视邻里（neighborhood）单元，在设计上强调可步行的空间、社区中心和公共空间的提供。这些强调提高密度和重建邻里的设计原则又成为“新都市主义”（new urbanism）， 它正在全美各地被实验着。可惜的是，在大多情况下落入对形式主义的追逐，沦为地产商推出的一种新的时尚商品，失去了早年在社区运动土壤中提出都市新价值观的反省性意义。

　　居住空间所承载的社会关系还是微观的政治斗争场域。刺激20世纪60年代后所谓“第二波妇女运动”萌芽的导火线正是郊区化。美国第一波的女权运动始于18世纪末到20世纪初对投票权的争取。众所周知，在美国独立建国之初建立的民主制度中，所谓的“人人生而平等”、“一人一票”里的“人”并未包括女人和黑人。经过一百多年的奋斗，美国女性至1920年才得到投票权（英国则是1928年）。但取得法律平等地位的女性发现自己的社会角色并没有多大的改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了填补男人上战场所留下的空缺，美国政府曾大张旗鼓地鼓励妇女走出家庭，参与生产，甚至是进入最粗重的军工产业。但战后，为了消化众多回乡战土的就业问题，战时头顶半边天的女性又被赶回家庭。尤其在以私人所有权为基础，以郊区独户住宅和小汽车共同编织的新的美国梦中，家庭城堡中的女主人往往变成了专职主妇。

　　事实上，宽敞而花木扶疏的郊区住宅的确需要一个专职主妇的劳动投入才能维持其整洁舒适。而公路和地铁的规划建设通常着眼于解决上下班通勤的问题，对于主妇们怎样接送小孩上下学，怎样买菜购物、上邮局、去医院则不甚关心。偏偏在土地使用区划（zoning）管制极为严厉的美国，工业、商业、文教、政府等不同功能的分区清楚而分散，使得持家的郊区主妇为了一些日常事务往往必须在城、郊之间疲于奔命。1963年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发表的《女性的迷思》（The Feminine Mystique）一书惊醒了中产阶级女人的郊区梦。弗里丹指出父权社会的文化机制竭尽所能的塑造一个快乐的、满足的、幸福的家庭主妇形象，使得女性自小就向往这个形象，并且把自己的一生寄托于家庭与婚姻关系。然而这个理想形象只是个神话（myth，又译“迷思”）。由于家庭结构本质缺少有形的结构及酬偿制度，再加上日复一日重复同样的琐碎工作，受过教育的现代妇女并不能从家庭主妇的角色上得到成就感及自我实现。简单地说，守着郊区大洋房的中产阶级妇女发现自己并不快乐。她们发现自己和城市、和社会隔绝了，偌大的独户住宅不像城堡，倒更像囚笼。

　　从苦闷的郊区生活中觉醒的中产阶级女性看穿了美国梦当中性别假设的陷阱，因而掀起了第二波妇女运动的高潮，一方面强调女性参与社会和建立自己事业的重要性；一方面诉求社会偏见和父权文化的深层改革。一部20世纪80年代末的好莱坞电影《玫瑰战争》某种程度反应了这个社会心理转变的过程。郊区豪宅里的金童玉女在富裕却空虚的婚姻生活里反目成仇。一幢让人艳羡的豪宅倒成了夫妻各出奇招演出全武行的战场，战况之激烈让人惊心动魄。在我的感觉里，自那以后，美国的电视电影里开始更多地描述城市中的雅皮如何寻找爱情一一如当红的影片《欲望城市》（Sex and the City）。关于郊区梦的描写，则通常是以负面的刻板形象出现。

　　面貌模糊的中国版

　　英国人文地理学者马西（Doreen Massy）曾经以地质学（geology）作为隐喻分析历史和空间。她认为地理学不可只看地表，一轮轮的资本积累勾连着特定的社会关系而堆叠出一层层的地层组织，形成我们看得见的地理空间形式。中国版郊区化的暧昧来自于太多历史沉积与高速发展撞击出的新的地层组织。它表现出太多让学者难以分类和与西方经验比较的中国特色，太多与新兴中产阶级想像不符的现实。

　　假如从区域平衡和疏散大城市的角度来看，中国最极端的疏散政策始于20世纪50年代。在苏联专家的协助下，“一五”期间以“156项工程”为核心的工业布局在中国内地迅速展开。相对于解放前70％工业设施在沿海地区的集中，苏联援建的项目主要集中在东北、中部和西部地区。这样的工业布局，除了考虑重工业的资源和能源供应以及带动落后地区的发展之外，在东西军事对峙的形势下也有国防上的需要。薄一波就曾提到，“审查厂址时，要把厂址标在地图上，并用直线标出它与台湾、南朝鲜、日本等美军基地的距离，说明美国什么型号的飞机可以攻击到它。“除了区域工业布局的重组，就个别城市来看，结合发展重工业城市的目标，20世纪50年代后的投资基本上都用在了都会区边缘新城的建设上。例如，北京石景山区的首钢，北京房山的燕山石化、鞍山的鞍钢、包头的包钢、南京大厂的石化专业区。在大型工业项目的带动下，各自形成能够相对独立地提供就业、生活和公共设施的卫星城。就城市发展的规模来看，时任国家城建总局局长的万里在1956年表示，从城市造价、居民生活的方便、城市管理的便利和国防安全等方面考虑，新建城市一般以二三十万人为宜。这其实是不折不扣的郊区化，也是与欧文、霍华德一脉相承的花园城市的实践。例如，在深受苏联城市规划传统影响的包头，包钢所在的新城区和旧城中间规划了清楚的绿化隔离带，长达16公里，包钢周围也规划了数十个大小不一的公园绿地。20世纪90年代后期，财政条件转佳的包头市政府依据50年代的规划图，完成了大面积的绿化和美化工作，使得包头得以在2002年得到联合国的最佳人居奖，它也是中国惟一的获奖城市。但这段实践经验在改革开放后彻底受到了冷落。以重工业为主的各大国有企业在新的市场竞争中步履艰难，挣扎着转型。仰赖着他们吃饭的卫星城顿成包袱，以某个支柱性产业带动的卫星城建设也似乎成了一段难堪的记忆，成了待解决的“问题”和待遗忘的历史。

　　改革开放后，所有的学者都成了断代史家，历史似从1978年才开始走出洪荒。在城市和地理研究中，中国的郊区化也“始于”80年代。的确，土地和住房的商品化成为新的动力，带动城市空间结构的转型，也决定了各界对郊区化新的关注。学者们观察到，随着城市中心区的旧城改造和工业的搬迁，人口开始外迁。例如，周一星的研究指出，北京四城区的人口在1982年到1990年之间下降了8万多，人口密度下降近1000人。类似的趋势也出现在上海、沈阳、大连等城市。这些中心城市向郊区扩散的过程普遍被认为是中国郊区化的开始。在空间上，我们直观的视觉经验是城市建成区的蔓延和扩张——俗称的“摊大饼式的城市发展”其实是准确的描述。不管城市是以同心圆还是以呈辐射状的大饼发展，城郊之间的绿化带并不清楚，房地产沿着道路的开辟向郊区延伸。与美国经验迥异的是，郊区化的先栖者并不是向往绿色风光的中产阶级，而是在旧城改造中数十万计被强制动迁的居民。根据周一星的研究，在北京外迁郊区的住户中，自行置产的仅占13．8％。多数是随着单位搬迁或旧城改造而移居的住户；一半以上的住房来源仍为单位，尽管单位已经由自己建房进化到了向市场购头商品房再重新分配给职工。

　　旧城改造的重点包括了降低城市中心区的居住密度，也包括污染性工业的搬迁。这一方面有改进城市基础设施，并且促进城市从二级产业向三级产业转型升级（所谓“退二进三”）的现实需要。在意识形态上，对现代化的向往和对老城除之而后快的急切加快了推土机的步伐。土地的商品化（也就是有偿出让）使得区位的价值得以货币化交换，城市土地的功能得以经市场机制置换和转型。经过旧城改造和工厂搬迁，城市中心区腾出的土地能转向更高附加价值的地产项目，而其盈余可以支付地方政府用于城市建设的巨额费用，或者支持濒临破产边缘的亏损企业找到脱身（或苟延残喘）的办法。

　　改革开放后，中国郊区的另一个新产物是“开发区”。受了南方五个“经济特区”的启发，全国各地方政府加快了对各种名目的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建设，旨在提供廉价的土地、劳动力和基础设施以吸引外资。在1992年开发热的阶段，全国有近2000个开发区。在开放前沿的广东，农民从80年代开始就学会租地或卖地给前来投资的港台商人，改行当地主。中国大部分的地区则是在开发区的旗帜下大面积地征收变更郊区的农地。90年代中一度让人担心农地的流失将威胁中国的粮食生产。而失去生产资料的农民，只得到少数的补偿费。他们的平均学历低，很难在新设的开发区谋职。然而，开发区的大规模圈地不一定能保证它们的成功。尽管中国在劳动力密集产业的发展势头强劲，工业发展仍需有相关配套条件的支持，不可能遍地开花。大多数的开发区沦为夺取农地后进行房地产炒作的名目。1993年朱熔基的宏观调控给过热的土地投机踩了刹车。除了广西北海和海南留下的众多烂尾楼，全国各地都有荒原般的开发区，等待更好的招商引资政策为它们注入新的强心剂。

　　人口的流动则造就了“城郊结合部”的变迁。过剩的农村劳动力涌向城市寻找就业机会，城里人对这些移民劳工的称谓，从80年代的“盲流”进步到了90年代的“流动人口”。尽管户口制度有所松动，但外地人要在大城市安家落户还是不容易。许多人因此栖身在郊区农民出租的房舍，形成了城郊结合部外来人口集居的局面。这里面包含了自成体系、小商品生产已成规模的浙江村；也包含了到北京寻梦的艺术家，在颐和园、圆明园附近形成了艺术村。在控制大城市发展的政策下，这些外来人口虽然对城市的经济和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但并不能得到尊重。中国的大城市需要他们的廉价劳动力来追求高速的增长，但还没有做好接纳他们共存共荣的准备。于是他们被放在一个“临时户口”的范畴，以便随时挥之即去。相应地，容纳众多临时人口的城郊结合部也成了公共权力行使暧昧的区域。平时不能管得太死，要不，外来人口岂不是要流落街头，蹲在火车站和地下道？但关键时刻又要取缔，免得他们真的生根不走了。于是有了十一、两会等国家庆典或国际赛事时的严打。北京的浙江村几经扫荡，竟是越挫越勇，推土机推倒了，两个月后又重新盖起来。至今，北京的打工族似已习惯了这种捉放游戏。2002年的十六大期间，我竟找不到我的装修工人，因为他的包工团队全部回河北老家了。

　　郊区别墅和其他高档地产商品的推出，也许面向的是少数的新富阶级。但是，在塑造市场、重新定义郊区，以及描摹出一种郊区生活的想像上，其影响跨越了它直接的客户群。例如，townhouse（市屋），这个英文字直接被用来称呼一种新的地产类型，它甚至不需要一个准确统一的中文翻译。相对于独门独院的独户住宅（single family housing），在西方，townhouse其实是密度较高的户型，几个townhouse片区几乎可成小镇了（所以称town）。在中国它被理解为连栋别墅，反正在语焉不详间，townhouse允诺的是一个类似欧洲小镇的风情。在设计上，呼应了欧美对于适当提高住宅密度的新都市主义（new urbanism）。又一次，中国在经济上的跨越发展，把各个历史阶段、各个阶级、族群、文化立场分明的商品来了个大拼贴（collage）。在符号意义不明确的情况下，尽管贫富的两极分化正在成形，但它在空间上的区隔还不清晰。许多高档小区因此必须以封闭式的物业管理，用穿制服的警卫、保安、大门来区隔内外。但这能保证房地产的持续升值吗？在市场尚未发育成熟的阶段，房地产商都是急于脱手获利。而消费者拿到的，则是市场前景暧昧的房产。

　　城市政府最关心的，其实不是郊区化，而是郊区的城市化。在市管县的行政体系下，城市政府担负了带动周边农村发展的龙头角色。而在“控制大城市发展”的禁令尚未解除的情况下，想办法疏散城市中心的人口是必要的考虑。尽管“发展卫星城”、“疏散主城人口”等字眼反复出现在各种规划报告中，但政策从未清楚提出疏散出去的人口如何就业。蒙混中，发展卫星城镇变成了“促进郊区农村的城市化，”在就业结构和实质空间上都“农转非”。而在“分散化”、“组团式发展”的规划用语背后，各大城市大力发展的“边缘集团”则显然是卧城。配合旧城改造和公共交通建设，沿着轨道交通的延伸，在郊区建造大量的安居房或经济适用房，解决中低收入户的住房问题。如此，城市建设更进一步扩大了城市的边界。

　　受了战后现代化理论线性历史预设的影响，发展中国家总是关心自己走到了发展的哪个阶段，是不是要开始“起飞”，是不是快要走进现代化。于是，出现了“北京将提前实现现代化”，“广州将于2010年实现现代化”等说法。也是在这个现代化焦虑的笼罩下，学者、官员、地产商和正在学习如何花钱的都市新贵，急切地想定位中国的郊区化到了哪个阶段。但争辩郊区化的标准定义恐怕是郊区化（和城市化）研究中最不重要的一件事。我们要面对的是中国的快速增长所带动的新的空间形式和权力关系。尽管城市化和城市扩张是工业城市普遍的经验，但中国有其特殊性，一方面，在于其压缩在不到二十年内的跳跃式发展；另一方面，中国的发展直接纳入了信息化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新形势中。中国的经验将不是任何既有西方理论可以直接套用和解释的，任何对各种阶段论的对号入座只能是荒诞和变形的。中国加速度和大规模的城市化过程正在冲击城／乡、城／郊甚至农／非农的界限。事实上，“都会区域”（metropolitan regions）正是21世纪新的空间形式。我们必须重新理解在全球经济网络中不同层级空间组织新的功能和意义。它们作为经济网络的节点，如何联系资本、信息、技术和劳动力的流动，以及在编入（inclusion）和脱落（exclusion）之间，如何创造了新的两极分化。假如对郊区化和城市化的分析仍停留在城市规划的技术性语汇，争论大城市、小城市如何分类，城、郊如何定义，则显然是落后于现实，像狗追逐自己尾巴一样地白费力气。而在新的地产开发模式和新兴房地产市场形成的过程里，谁是赢家？谁是输家？老百姓有多少发言权？规划和建筑专业者又有多少思考、实验和实践的空间？中国的学者和官员同样惯于线性思考。其实，假如我们能够比较不偷懒，假如我们能更有想像力（目前最不偷懒最有想像力的是企业家），我们就会有更大的空间观察、分析和参与这场变革。usion）之间，如何创造了新的两极分化。假如对郊区化和城市化的分析仍停留在城市规划的技术性语汇，争论大城市、小城市如何分类，城、郊如何定义，则显然是落后于现实，像狗追逐自己尾巴一样地白费力气。而在新的地产开发模式和新兴房地产市场形成的过程里，谁是赢家？谁是输家？老百姓有多少发言权？规划和建筑专业者又有多少思考、实验和实践的空间？中国的学者和官员同样惯于线性思考。其实，假如我们能够比较不偷懒，假如我们能更有想像力（目前最不偷懒最有想像力的是企业家），我们就会有更大的空间观察、分析和参与这场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