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地域建筑  变异   越民族并非越世界

“一切建筑都是地区的建筑”这句话准确地阐述了建筑与环境、空间、场所之间的主从与所属关系，为区域性建筑(所有建筑的场所)的创作，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与基础，也是吴良镛先生“广义建筑学”中核心的组成部分。应该说为地域建筑师提供了一条建筑创作的重要途径和广阔前景。

前不久，老友叙旧时，提到了在新疆(全国情况大抵相似)，在建筑创作上，有一种倾向，既然是“地区建筑”，其创作方向就应该“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这句话太精彩了，以至于成为中央电视台台标呼号。据我了解这是鲁迅先生的名言，大半个世纪后“火”成这样也是他始料未及的。《北京宪章》突出了地域建筑在建筑创作与发展的重要地位，这是十分紧要和符合建筑创作运行趋势与轨迹的。但是把“一切建筑都是地区的建筑”与“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等同起来，却是概念模糊的，两者在本质上是有区别的。前者宽泛、准确、有一个时间和场所的概念，后者片面、混沌、是一个推向极至和不可争议的观点，并不是一回事儿。例如新疆从1985年“越民族”建筑，的确“越中国”了，但到今天“越民族”的建筑却连新疆都“越不了”，这实在是悲哀得很。它揭示了地区建筑、民族建筑和变化中的地域建筑，在当今碰撞中尴尬的现状，这是一个富有哲学命题的话题，不仅是新疆问题，也是一个更大广泛领域的问题。

建筑是人类改造生存环境和主观世界在精神与物质两个层面有形与无形的全部集合。人类要生存就得进行物质生活与创作，这就要求有一定的生存空间，这个空间就是人所处的自然环境。环境的原始性不利于人的生存，所以人必须通过物质生活的要求来改善这个环境，必须重新从人自身生存的需要来创造这个环境，从而形成了建筑创作。因为建筑风格是在改造生存环境中创造的，从理论上讲，人类的建筑活动是有通畅性、彼此是相互认同的。但因人类分散在世界的各个角落，面临的是不同的自然环境，因而建筑的构成在北极和赤道上的差异是天悬地隔，相互间就很难认同。建筑的民族性是生存空间独特性的折光和闭塞的使然，独特的文化氛围和信息的不对称必然产生出许多狭隘的、片面的建筑观，因而分析建筑的民族性就不能不追根到独特的生存环境和独特的文化氛围上，亦“一切建筑都是地区建筑”。

建筑形态的独特性依各民族自身所处的地理、气候、民俗、历史文脉等的不同而不同，这个不同和他民族的建筑形式是没有共同性“。越是民族的”，按鲁迅的原意就是指民族的不同。又怎样理解“越是世界的”这句话呢？这有两种含义：一是引起世界的观赏兴趣，异国、异地区、异民族之猎奇；一是要世界理解接受，跨国、跨地区、跨民族之界线。如果要追求和引起世界的观赏兴趣，民族的建筑色彩越浓，他民族的观赏兴趣就越大。譬如中国的民族特色或风格的典型代表北京故宫，这是在中国特殊文化氛围中产生的不同，在世界上绝无仅有，因此就能引起他民族的观赏兴趣。但因这种不同是建立皇权“万岁”之概念，其“龙椅”坐起来远不如“沙发”来的舒服，对现代精神来说是相对落后和反“以人为本”的。他民族有兴趣观赏，但绝没兴趣接受。“越是世界的”这句话在今天应该理解为中国建筑要走向世界，即要为世界理解接受，这才能为世界作出贡献。这就是各民族建筑文化间存在的共同性。遗憾的是“越民族”者预先误断了人类认识的范围，并且按照传统次序来陈列。在“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概念里，树叶是绿色的；太阳是不变的红色甚或绝对真理的一加一等于二；人是娘十月怀胎生养长大的。然而，这些传统惯性的真理已经被现实所发生的事件完全改变了：基因研制的结果植物叶子可能就是白色的；事实中的阳光并非一种红色；一加一也许不等于二；孩子并不都是娘怀胎生的。“越红越是太阳”？“越绿越是植物”？用“越主义”的方法去理解真是勉为其难。随着“神5”的成功发射，人们的认知世界进一步打开，变化和不同的地域建筑观将成为创造新空间、探索新形式的重要路径。建筑只有融汇吸纳他民族的异质建筑文化才有可能出现同质性。

古希腊文明、罗马文明之所以能丰富世界建筑艺术宝库，能为众多民族所认同，原因就是他们广采博取，海纳百川。希腊神话中的许多神都是从埃及移植的，著名的酒神狄奥尼索斯就是一个埃及的神；中国春秋战国时期文化的辉煌，也正是因为吸纳了齐鲁文化、燕赵文化、秦晋文化、吴越文化、楚文化、巴蜀文化以及来自西域的草原文化的结果，“真”是“有”，“真”也是“无”。“有”和“无”构成了空间。空间不仅仅是一种状态，更是一种人类活动环境的程序和秩序，某种意义上讲，“大同”具有“时间”的概念，而“时间”又无所不包容。一切物质的和非物质的都在时间运动的框架之下。假若最初的建筑形式、空间，都是在“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呵护之下发展而来，那么从那一刻起到今天的全部建筑创作，都应该是重复制作的翻版。同样，也无法解释现时“地球村”生活中所发生的一切。无论怎样，“水体”、“鸟巢”、“气泡”、“歪门”，在“很民族”的京城粉墨登场了，好也罢，坏也罢，首都接纳了它们。

在乌鲁木齐城市中心区一个片区设计竞赛中，共有三家区外设计院参赛，其中有一家竟然将由OMA的库哈斯设计的CCTV新总部大楼55万平方米的方案，原封不动地作为自己的投标方案。在他们眼中至少认为新疆还是一块荒蛮之地。这虽然荒唐，但却真实地表征出当前建筑界文化互融过程中的所谓世界大同的盲然趋势。误将这种“实验性”建筑，这种违背人类建筑发展活动基本规律〈实用—经济—美观原则〉的荒诞想法，以及世界大同和空前绝后“无知”的新贵建筑师们当成了时代的主流。他们既不“越民族”，却以此种精神“越中国的世界”，他们把T型舞台的模特表演，与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建筑活动相提并论，以所谓新、奇、特来满足极端的个人欲望，难道现实还不能把我们从“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梦想中惊醒吗？“越是怪异，越能中国”的观点，与“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形成了“中西合璧”，遥相呼应。事实上两“越”的本质是相同的，都是一种狭隘的，把建筑理解成犹如毕加索、劳森伯的“我的烟灰也是艺术”的翻版，一种不能再“猎奇”的游戏而已。在我国，有些地区还没有解决温饱问题，仍然在喝涝坝水，无力交付学费的小孩辍学事件常有发生。花几十个亿搞“标致性建筑”“、形象工程”与国情极不相符，既使在经济发达国家也不会如此奢侈与盲目，建筑活动不是游戏。

印度著名建筑师查尔斯?柯里亚实现了人民建筑师的追求，既是民族的建筑师，又是国际级的大师，其作品实用经济又富有民族精神，同时还被世界所认同。其实，把“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这句话推向极致，推向绝对真理的位置，用来指导中国建筑创作，会形成思想束缚。歌德早就有“世界文学”的构想与预言，他看到了城邦与王国时代“民族文学”的局限性，而提出了未来意义上的“世界文学”概念。封闭对立的时代，人们寻求内向的孤立价值，开放融合的时代，人们寻求各民族、各国家间的人类普遍价值。人们已经普遍认为即定的“民族形式”，是对建筑创作久远以来迄今仍未完全退却的顽固束缚，传统的形式理论本身在当代已经面临着寿终正寝。不能想象面对一个尚不可知的、矛盾四起的陌生星球，建筑师如何“民族”地反映非确定的客观存在。需要强调的是：当代意识已经被“怀疑”和“不确定”等因素射穿和破坏了。

原本以为极其确定的空间观念、时间概念、大小尺度等，现在一律都在受到质问。“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今天的博物馆完全有理由建造在沙漠、森林、高山之上，连展示的方法、人流的走向、空间的理解、照明的方式等等，都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化，传统民族的即定形式怎么能承担得起如此重任呢？现实告诉我们“，越是民族的”在今天已不能“越是世界的”。“地域性”的迷思是另外的一种当前趋向。把“地域性”视为建筑创作源泉，在其中不断搅动沉滓的泛起。诸如以前曾有过的建筑“京味”、“海派”等等，而鲁迅时代没有“属地性”，那时的作家、学者定居自由，流动频繁，往来讲学，中西合璧，恰恰突破了“民族性”、“地域性”的束缚，在他们身上闪耀着融合性的时代记号。与时代、与变化的世界相适应，与人的认知科学与新场所精神相同步，建筑的创作与变化中的地域精神相一致，才应是今天地域建筑师所特有的创作态度。

创作的本身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运动，没有任何的理论、程序能够指导它、预测它的未来。宇宙万物的发生都有其充分的理由，但自由意志却获准例外。建筑创造的理由不受逻辑必然性的严格强制约束，最好不要告诉人们“这是什么”“、这为什么”？有时“这不是什么”“、这什么也不为”，也许更真实、更富有激情。找一个概念模糊的、无形的、包容性强的、永远变异的“代理”，来代替我们常说的“那个感觉”，更符合人类创作思维的方式“。那个感觉”是每一个人所不同的，也是个体自身不断变化的，同时在同一事物的本身也是“日新月异”的。也许我们已建立的“这个空间”是不变的，变的只是人的大脑思维。这在非物质社会里一点商量的余地也没有，问题还是出在我们人类自身。也许我们能作的正象杜尚给蒙娜丽莎加上两片小胡子，说声“我做过了”这一瞬，间或是表达了个体的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坐标。建筑师的作用仅此而已，事实果真如此，理论的战争似乎可以再温和一些，应该相信打着建筑“越是民族的”旗号，企图“越是世界的”，无人能战无不胜。当歌德谈到“建筑就是凝固的音乐”时，他真实地表达了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师们所要实践的某些东西。如此以来，以调和弦为基础的和谐理论推而广之，便为建筑艺术提供了总的“优秀”标准。列奥那多?达?芬奇进一步数字理性化，认为只要带有数的特征，艺术立刻就能上升到更高的境界高度。这种用古罗马、古希腊的数字比例化的建筑美学原则，来指导、创作今天瞬息变幻的社会需求，难道不觉观念落伍？把比例的数字神话成宇宙万物为设计提供了一把万能钥匙，从而，企图建立一个不受情感或非理性约束的、无可争议的、客观的“优秀”标准。且不论这与信息时代格格不入，就其理论能否作为一般美学充分、必要、可靠的基础也是值得怀疑的。

因此，我们从来不排斥建筑的民族性，也不排斥建筑的地域性，相反，恰恰是尊重建筑民族性与地域性，只有具有生命的持续发展的“越民族”观，才是或才能“越是世界的”。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传统建筑文化，研究各民族的建筑文化，有个方法论问题，不能一味去强调各民族文化中的不同。民族建筑创作的不同不能利用鲁迅言辞中存在的歧义为建筑创作中的狭隘观念找理论根据。特别是一些地域建筑师常常夸大民族建筑文化的不同，从而对民族的建筑文化研究形成一种误导。他们把这种不同说得高于一切，从表面上看，他们是热爱民族的建筑文化，实际是使他们处于自恋状态，不与其他文化交流。

不同只能自我欣赏，自我心理抚慰，是走不进他民族的建筑领域的。物质社会、数字化的骤然来临，不定的、“无始无终”的变化成为时代的主题，建筑创作不再会尽全尽美，建筑师总是在不断的修改和变异自己的原初设想。正在发生的历史并不妨碍建筑师的尊严，在连达尔文的人类进化理论，都略显莽撞的今天，还有谁敢树起永不褪色的旗帜？还有谁能宣言“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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